对摄影说服和告知力量的认识导致了一种被称为社会文献或社会摄影的纪实摄影形式。这种流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亨利·梅休（Henry Mayhew）于1851年发表的经典社会学研究《伦敦劳工与伦敦穷人》，尽管这是用理查德·比尔德（Richard Beard）的部分银版照相复制的图画而不是实际照片来说明的。
后来由阿道夫·史密斯（Adolphe Smith）和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创作的《伦敦街头生活》（Street Life in London，1877年）包括汤姆森照片的复制品，并制作了一幅更有说服力的伦敦工人阶级生活图景。汤姆森的图像由Woodburytype复制，这一过程产生了精确的永久性印刷品，但成本高昂，因为它需要手工安装每个单独的印刷品。
托马斯·约翰·巴纳多（Thomas John Barnardo）继续这一追求，他从1870年代开始拍摄伦敦的无家可归儿童，以保存记录和筹款，从而实现了社会文献的双重目标：捕捉理论上客观的描述和引起同情。
巴纳多用来证明社会干预有效性的“之前”和“之后”图像，他后来承认为了戏剧效果而伪造，但仍然成为社会文献中的惯例。印度摄影师拉贾·拉拉·迪恩·达亚尔（Raja Lala Deen Dayal）对它进行了很好的处理，特别是在他记录了19世纪后期海得拉巴尼扎姆（Nizam）的良好作品时。1877年，托马斯·安南在爱丁堡开始了一个项目，他用相机记录了贫困劳动者对新住房的需求。他主要关注废弃的建筑物和污水处理系统，而不是居民;最终，这些图像被收集是为了它们的艺术价值，而不是它们的社会用途。